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党委书记陆建非学校的根本任务是教书育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也恰恰是人。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一贯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校党委把教会学生做人作为工作的首要职责，坚持文化知识和品德修养紧密结合，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品学兼优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一是把握教书育人本质，确立思政育人办学理念。学校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传家宝”和“生命线”作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确立了“为做人而学习”的校训，贯穿学校人才培养过程始终。学校将人才规格定位为“培养‘专通雅’协调发展，富有竞争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其中，“专”指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通”指国际视野和发展后劲，“雅”指礼仪品格和担当精神，以此引领学校思政育人工作。为了把这种认识转化为全校的思想认同和实际行动，贯彻到学生的培养、管理中去，增强学校教育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学校确定了要把“四种人”作为具体的培养目标：讲求诚信、有责任感的“好公民”，找到工作、胜任工作的“职业人”，培养讲究诚信、有责任感的“明白人”，举止文明、富有教养的“儒雅人”。学校选择非营利性办学方向，编印办学理念手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詹丹自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标志着“新红学”诞生，历史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百年“新红学”风风雨雨，其留下的经验与教训，许多学术刊物都辟出专栏提供了讨论平台。2021年11月2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特邀浙江工业大学梅新林教授作“百年新红学的回望与启示”在线演讲，笔者应邀对谈，就梅新林教授的思考交流，作进一步延伸，现把交流内容形成文字，供大家参考。梅新林教授提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问世于前“新红学”时期，属于“旧红学”时代的产物，但若从理论创新的前沿与质量而言，则显然应该纳入“新红学”范畴，甚至较之胡适、俞平伯、顾颉刚的“新红学”更为前沿（当然，提出这一看法，其实已经把“新红学”等同于现代红学了）。不过，胡适等创立“新红学”时，没有将批评的矛头对准王国维，而是针对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虽然梅教授认为，像王国维这样超越时代的学者、作家以及作品、思想，固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也会带来很多困惑，因而不知如何在时代中进行安置，所以胡适对其避而不谈，也可以理解。对此，笔者认为，这种回避，一方面是时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明升体育,明升m88备用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一步指出，在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认真学习研究伟大建党精神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能够进一步理解和领会《决议》提出的“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所蕴含的红色精神基因和优秀文化传承。基于唯物史观，我们可以清晰洞察到，伟大建党精神不仅是党的精神之源，更是党的方向之源、动力之源、胜利之源，从而使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历史境遇中都能更加坚定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创造美好未来。推进新时代强国建设，必

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今年是王安石诞辰1000年。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12月18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周围人可能都预料不到，这名婴儿日后会在北宋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并名垂史册。「立论极严，如其为人」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北宋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因被封为荆国公，故时人呼为王荆公；又因谥号为“文”，世人又称其为王文公。《宋史》评价，王安石生性不好华丽服饰和美酒佳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他性格倔强，“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就连他的政治对手司马光也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评说：“因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这种性子，使他做事果断、勇于担当，也让他在地方治理、熙宁变法中敢于冲破传统观念，进行大刀阔斧式改革。因其执拗的个性，王安石的诗文也与众不同。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评论，王安石之文，“最为峻削，而短作尤悍厉绝伦，且立论极严，如其为人”。钱锺书《谈艺录》则表示，王安石“在朝争法，在野争墩，故翰墨间亦欲与古争强梁，占尽新词妙句，不惜挪移采折，

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五点希望，其中之一是“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高校艺术类专业作为培养社会主义文艺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阵地，肩负着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的重任。高校艺术教师要牢记总书记中提出的“四要”“四不能”，让学生从踏入艺术专业学习的第一天起，就“心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对专业的赤诚之心，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第一，文艺要通俗，但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艺作品需要通过将抽象变具体，将静止变运动，将内在性质变外观可感等方法进行通俗化的呈现，让广大受众所接受。但不可为了迎合受众、取悦受众而偏离轨道走向“三俗”。讲老百姓能听懂的俗谚俚语不等于说庸俗之言；讲老百姓易明白的道理不等于扯低俗段子；尊重不同地方的风俗习惯不等于迎合宣扬粗风陋习。高校艺术教师要帮助学生把脉掌舵，所创作的文艺作品既要接得了地气又要不落俗气。在追求通俗的过程中“不能用虚构的形象虚构人民，不能用调侃的态度调侃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笔触丑化人民。”通俗化的创作要靠心血，低格调的搞笑不是真笑，真正的笑是

新时代海派文化的性格与神采海派文化是上海城市特有的文化。它植根于中华文化，孕育于江南文化，形成于中外文化的交融，在上海城市发展中不断演进升华，并与红色文化、江南文化融合共进。海派文化并不是保存在博物馆的文化过去式，它的精气神渗透于每个上海市民的言谈举止、每个家庭的生活细节。海派文化发轫于19世纪后叶，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以后得到发展与升华，形成新时代海派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国际都市的开放性格」上海是“海洋之子”，海通四方，海纳百川，开放是上海的活力之源。自古而今，上海因开放而兴，因开放而盛。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拥抱外来移民；移民来源既包括世界各国，也包括本土的其他地域。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移民们大多朝气蓬勃，积极进取，兼收并蓄，较少保守势力，多能认同并顺利融入上海。移民将各种不同的文化带到上海，这使得上海城市文化绚丽多姿，独具魅力。上海这座城市不排外，乐见外乡人融入本地，并成就事业。近代以来，在上海成就一番事业的，大多不是上海本地人。1851年冬，11岁的马相伯瞒过父母，独自从丹阳来到上海，进入徐汇公学，是江南地区最早学习“西学”的31个幼童之一，后来成为我国著名文

苏智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在传统文化积淀的基础上，海派文化积极吸收与融合世界各种新的文化成果，汇聚中国各地方、各门类的文化精华，全面推进传统向现代转型，在文化上进行独具特色的再创造，海派文化的成形和发展赋予了江南文化以活力与现代性◆海派文化并不是保存在博物馆的文化过去式，其精气神渗透于每个上海市民的言谈举止、每个家庭的生活细节海派文化是上海城市特有的文化。它植根于中华文化，孕育于江南文化，形成于中外文化的交融，在上海城市发展中不断演进升华，并与红色文化、江南文化融合共进。江南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母体和底色。在近代上海，江南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汇碰撞中产生出海派文化。地处古代江南中心苏杭之外的上海这一边缘性特质，弱化了对外来文化的排拒力，蕴含着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品质。在传统文化积淀的基础上，海派文化积极吸收与融合世界各种新的文化成果，汇聚中国各地方、各门类的文化精华，全面推进传统向现代转型，在文化上进行独具特色的再创造，海派文化的成形和发展赋予了江南文化以活力与现代性。海派文化并不是保存在博物馆的文化过去式，它的精气神渗透于每个上海市民的言谈举止、每个家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