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洙英（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2020-02-2210:36来源：澎湃新闻朝鲜王朝（1392-1910年）的末期，1821年8月4日，一则传闻在汉城（今首尔）流传开来：“平壤城内流行着一种致人呕吐、腹泻的怪病，仅一天就有300多人死亡”。这种朝鲜人从未经历过的瘟疫，引起了民众强烈的恐慌。他们不知道的是，将这则传闻带到汉城的信使也已感染，因此汉城将很快笼罩在这场不详的阴霾之下，没有人能够预计自己的命运。这种“怪病”就是霍乱。霍乱是印度孟加拉地区的风土病，1800年以前只发生于印度次大陆和周边地区。但是，1817年，英国殖民者的行政中心加尔各答出现了大量霍乱患者，霍乱就此搭上了英国的船舶，沿着航线传播到世界各地。1820年至1822年蔓延到阿拉伯和东非，另一边，则沿着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东南亚，一直扩散到东亚地区。霍乱先是由广东进入中国，又经山东和北京，于1821年夏进入朝鲜王朝属地。次年在包括济州岛在内的朝鲜全境爆发。这场最初的全球大流行持续了整整六年。根据《朝鲜王朝实录》和个人日记等记载，霍乱导致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人每隔十天集体死亡。之后随着人类的移动转移到邻近地区。人口移动路线对霍乱

作者简介张志丹，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现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著有专著2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被《新华文摘》等全文转载2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级项目3项。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项，首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活动特等奖。注：本文于2020年2月20日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869期头版头条、中国社会科学网和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平台，并于2月21日在学习强国推送。链接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c3NjkxMQ==mid=2247483965idx=1sn=f6b8e3b26b06dfb5fd3a3645e9a1a365chksm=a6b12bdd91c6a2cb3001f99cb1a1d4fa20590488669775a8

康昊（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2020-02-1910:47来源：澎湃新闻捕风捉影的“蒙古袭来”竟然带来了瘟疫？应永二十八年（1421），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的第二年，日本的首都京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居住在京都郊外伏见的贞成亲王（1372—1456）在他的日记《看闻日记》当中记载了瘟疫之下的惨状。当时是室町幕府四代将军足利义持执政时期。从这年春季以来，疫病肆虐，京都之内很快“万人死去”，贵族社会当中也死者众多，朝廷与室町幕府束手无策。这年七月，从祭祀日本“皇祖神”的伊势神宫来了一位神官，将伊势神宫的“神讬”转告贞成亲王。所谓神讬，就是指某位神官突然被神灵“附体”，然后代神说话传旨的举动。我国民间信仰当中也常常能见到这种现象。当时的人们对“神讬”深信不疑。奇特的是，这神讬竟然说，京都流行的瘟疫是怨灵作祟所致，“万人可死亡”。而更加令人惊骇的是，神讬说这怨灵是两年前“蒙古袭来”之时被“神明治罚”杀死的“异贼”所化。蒙古袭来？要知道此时离元顺帝逃出大都退回漠北已经过去五十年了。此时尽管明成祖还在不断地对蒙古各部用兵，三十年后还将发生著名的“土木之变”，但此时蒙古要想再“袭来”日本一次，是怎么也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党委在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的指导下，把师生生命健康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上级工作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压实防控责任，做好宣传教育，动员学院行政、学工、系所、各基层党支部和全院师生投身防控疫情，撸袖战“疫”，彰显人文力量。建立防控责任网，动态排查全覆盖疫情防控期间，上师大人文学院迅速成立了由院党委常务副书记、院长任组长，副书记、副院长、工会主席任副组长，各系所主任、办公室主任等中层干部任组员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创建工作组群，夯实各级责任，学院根据“分级负责，责任到人”的原则，搭建起贯穿“院-各部门-师生个人/工会-各系科-教师个体/学工口-班团-学生个体”的多级防控责任网、联系网、排查网。明确学院党政负责人是落实防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求各部门、系所负责人和辅导员等切实承担起疫情防控的直接责任，做到防控工作责任全覆盖。小年夜至今，疫情当前，学院以“放假不休假、在家不掉线”的工作状态，投身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将在校师生、留学生，以及外聘返聘人员等2500余人全部纳入排查和报告范围。在分系所、分部门、分专业、分年级，一一落

作者：上海师德研究与评价中心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正平当前，全国抗疫形势依然严峻。有人问，为战胜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全国1600多万人民教师可以做些什么？教师的师德大爱表现在哪里？面对疫情的师德大爱，是一种“境遇道德”。在这个特定时期、特定情境之下，教师的师德大爱有其特定的表现和要求。教师要珍爱自我生命，做好自我防护。绝大多数教师不是医生，也不是从事与抗击疫情有关的科研人员。师德大爱首先要求教师面对疫情时一定要尊重科学，听从医生和专家的告诫，认真做好自我和家人的个人防护。此时的小心谨慎、严格遵循医学专家的科学指导，是对自我生命的爱护，也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鲁迅先生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爱根植于生命之中，无条件地与生命等同。”在这里，珍爱自我生命是关爱他人生命的基础，自爱是爱人的起点。“生生之谓大德”。教师及其家人从珍爱自我生命、严格遵循防疫个人行为规范做起，就是一种最基本的大德、大爱。教师要关爱全体学生，坚持立德树人。常言道：“患难见真情。”杭州建兰中学女教师郭简在抗疫严峻时刻给自己的学生写了一封充满大爱的信，鼓励学生

【有感而发】作者：陈泽环（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在全国上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作为具有极强社会实践责任的伦理学者应该努力发挥伦理学学科反思、规范和引导作用，在伦理道德方面为抗击疫情提供建设性意见。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伦理学者从政治伦理、市场伦理、角色伦理、慈善伦理、公共伦理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本文则从生命伦理学的角度，呼吁伦理学界积极参与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斗争当中来。在我国包括道德哲学、伦理思想史、伦理社会学、应用伦理学等在内的伦理学学科体系中，生命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范畴，主要研究卫生健康领域中的重大公共性伦理问题及其道德冲突，以供决策参考并影响公众。面对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生命伦理学者应以人民群众的安全健康问题为中心，进行深入反思、合理规范和正面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敬畏生命的精妙论述。例如，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云：“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等等。

天花，是由病毒引起对人类最常见、致死人数最多的传染病之一，天花在旧大陆，如欧洲、印度，曾导致超数亿人口的死亡。15世纪末，由于欧洲殖民者踏上美洲大陆，将天花传入新大陆，这里原来居住着2000万-3000万原住民，100年后原住民人口剩下不到100万人，美洲的阿兹特克文明和玛雅文明也同时被疾病毁灭了。扎什伦布寺唐蕃古道是连接内地和青藏高原的交通要道，这条道路不仅是贸易的通道、和亲的通道、文化的通道，同时也是疾病传播的通道。在明清之际内地天花疾疫流行时，青藏高原也深受其害。如今，在拉萨大昭寺门口，竖立在寺前的“劝人恤出痘碑”，承载着天花曾经肆虐青藏高原的过往。天花进入青藏高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1779年，乾隆皇帝70岁生日。西藏六世班禅大师计划亲自从后藏的扎什伦布寺参加承德避暑山庄这一庆祝活动。但是，此时正值北京天花肆虐、无数人死于非命的时候，对天花略知一二的扎什伦布寺官员们以旅途艰远极易感染天花为由，对班禅大师进行劝阻，但班禅还是决意前往。班禅大师历时一年多的舟车劳顿终于到达热河，乾隆皇帝也甚为感动，热河行宫上上下下都在为此忙碌着。深感责任重大的班禅不顾酷暑天气，在热河行宫连番举行须弥福

作者简介耿步健，男，中共党员，法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教学与相关理论研究；兼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江苏省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生态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其他部省级课题7项、主持校级课题近10项，在权威报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2部、教材2部，参著4部。曾获省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个人、省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14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指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在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初步成效但联防联治形势依然严峻的关键时刻，是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