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伟大握手”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在上海，可以说上海见证了“历史性的伟大握手”。
孕育地——
1922年8月，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避居上海。此事对他的打击很大，加之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接连受挫，使其决心寻找新的力量和途径。
陈炯明叛变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即发表声明，对孙中山予以慰问和支持。在孙中山最艰难的时候，共产国际也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对其提供帮助。
8月上旬，李大钊来到上海，专程前往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同陈独秀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具体问题。然后，两人一起去杭州，参加“西湖会议”，决定国共进行合作。
9月初，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多次拜会孙中山。在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倾听了陈独秀明升体育,明升m88备用国共两党合作有利于中国革命前途的阐述后，即表示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允许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原则改组国民党”。
经过数月的讨论修改，并经由孙中山正式批准，《中国国民党宣言》及《中国国民党党纲》于1923年1月1日公开发表。这批文件浸透着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的辛勤汗水。
1923年1月16日，苏俄特使越飞自北京抵沪，经由李大钊、林伯渠的联络介绍，与孙中山会晤。谈判整整持续了6天，双方着重商讨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以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1月26日，双方发表联合宣言，表明苏俄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以及对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表示欢迎苏俄政府的帮助，公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
11月，陈独秀在沪主持中国共产党三届一中全会，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
实践地——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开幕，正式确立国共合作方针。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出席大会，李大钊、毛泽东等人进入国民党中央机关。同时，孙中山和国民党决定在上海设立执行部。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设在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由于上海的特殊地位，这个执行部派驻了10名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各部的部长也是重要角色，包括财务部部长林业明（林焕廷）、宣传部部长叶楚伧等。中共方面则派出了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规格和重视程度很高。
上海执行部办公后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按照孙中山的指令为黄埔军校招生。当时，为防止各地军阀干涉，黄埔第一期学生多采用秘密的招生方式。报考者一般要经过三关：第一步是各省区的初试，第二步是大地区范围内的复试，第三步是军校的总考试。
全国19个省区分别进行招生初试，初试合格后再介绍到上海、重庆等地复试，复试合格后再送至广州参加总考试。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兼文书科主任的毛泽东，就全面负责黄埔军校上海地区考生复试工作。
通过上海招收的黄埔一期学生有100多名，占当期学生总数的20%。他们中比较著名的有徐向前、桂永清、黄维、胡宗南以及在上海已经被录取却最终没有赴广州报到的方志敏等。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另一枚硕果便是创办上海大学。1922年10月成立的上海大学，是国共合办的新型高校，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产物。孙中山、蔡元培、章太炎、马君武任校董，于右任任校长、邵力子任副校长，邓中夏、瞿秋白、陈望道、蔡和森、张太雷等任教。
随着学校的发展，一批年轻的中共党员逐渐成为中高层领导。陈望道回忆：“到后来，国民党这些人在实际上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于右任校长也是挂名的，实际办事全靠共产党。”
此外，陈独秀、李大钊、章太炎、郭沫若等人都来上大演讲，给师生带来新的思想、深的见解，促使大家将理论结合实际、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很快，上海大学成为进步青年心向往之的高等学府，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学府”和“革命熔炉”。
概而论之，第一次国共合作实践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理论，团结一切能革命的阶级，共同反帝反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苏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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